已经完成的青年毛泽东像，局部。

   在创作之初，黎明翻阅了大量有关毛泽东的照片和艺术形象资料，同时查看了一些影视作品和文献材料。其中，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一张照片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，而这一年也正是毛泽东写《沁园春•长沙》的年份。于是，橘子洲青年毛泽东雕像的创作基本以这张照片为参照。
      既然有了历史图片作为参照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，纪念性雕像的创作是否要拘泥于历史照片的“真实”？艺术创作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该怎样处理？在创作过程中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是比较激烈的，焦点集中在究竟要不要做毛泽东的那颗“痣”。
      甲方认为：要尽量尊重历史真实，雕像在形象上要尽量接近历史图片，青年毛泽东是没有痣的，据考证是40岁左右才得“痣”，1925年的毛泽东照片上也没有痣，所以我们做的青年毛泽东雕像也应该尊重这个事实，不能做那颗痣。
      黎明觉得：很多艺术家来看我创作的青年毛泽东，都会问“为什么还不把痣做上啊？”，我个人认为还是要做，艺术创作允许有发挥、有强调，很多影视作品表现1925年的毛泽东形象，也都有那颗痣，没有痣就不是毛泽东了。
      毛泽东家人认为：尽量做上痣，要隐隐约约有一些，全国人民太熟悉主席的这颗痣了，没有好像说不过去。
      艺术监制委员会认为：创作这样一个雕像，主要是告诉人们一段历史，不要拘泥于一个细节和一个具体年限，而是考虑怎么样去反映状态，至于造型是不是很象当时的照片倒不是最重要的。况且，对于历史照片是否能够真实反映一个人的精神特征，这一点也要表示质疑。艺术是允许想象和再创造的，没必要就做不做痣进行过多纠缠，一切应从艺术创作的需要出发，从人民的需要出发。
      围绕毛泽东的“痣”，通过各方所表述的意见，得出创作者所应持有的创作态度——纪念性雕塑创作不应受到历史照片的束缚，而是应该创造出公众集体记忆中的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。
      更为重要的是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，也引发我们对于大型雕塑工程中诸多影响因素的思考，这是一个艺术家所必须面对的复杂局面。在这样一个环境中，如何保持艺术创作的自信和定力，是艺术家除了艺术创作本身以外所要应对的另外一场博弈。在橘子洲青年毛泽东雕像创作之初，甲方邀请中国雕塑学会组织了一个艺术监制委员会，由全国范围内的知名雕塑家、理论家组成，在大型雕塑工程的运作中，还是第一次有雕塑专业学术机构的介入，这对于艺术家的思路表达以及雕像的艺术品质都提供了有力保障，是一种创作机制上的创新，对于今后类似项目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。  
      甲方与专家们与雕塑创作者又是如何讨论确定，然后实施？请看我们的现场实况，2007.10.06。

      黎明：邵华（将军）到广州公干，她提了一些正面的意见，基本没有提其它意见。她说尽量做这个痣，全国人民太了解这个痣，没有就说不不过去，所以要隐隐约约有一些。
      刘书记：关于“痣”的问题，我们拿着这个稿去报批的时候，第一就是到长沙市委，市委书记就“痣”的问题跟我们商量了很久，明确提出了要求，你表现的是青年毛泽东，那么我们书记对毛泽东是很有研究、很有感情的，他提出来青年毛泽东是没有“痣”的，你们在往上报的时候，这个“痣”是不能要的。毛泽东中年得“痣”，四十岁左右开始得志，但他在人民老百姓心目中是有痣的，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，也要尊重历史，也要征求领导意见，这个痣稍微做一点点，隐隐约约就可以了，巧妙的处理一下，我们也好解释。
      殷双喜：我们做的是青年毛泽东，不是1925年某月某日的毛泽东，25年这段时间毛泽东精神状态是朝气蓬勃的，而且这个“痣”是不断生长的，所以在处理上隐隐约约有一点就好了，这个解决办法比较好。
      曾成钢：我觉得这个痣不用太多的纠缠，毛泽东应该有痣，但这都是一种推断，这个痣是多少，完全是按照我们的需要、人民的需要，毛泽东的需要。
      黎明：毛主席在1925年带着杨开慧和两个儿子到韶山去，那个电视艺术作品里边，毛泽东脸上的痣已经很明显，1927年在井冈山很明显很大，这些处理都是完全排开历史不顾，但是深入人心，这些艺术作品大胆创作了，所以我们这也应该有所突破，但“痣”不要那么明显是对的。
      龚罗生：我听了专家的意见，关于“痣”，加工的时间是很短。他确实强调这个“痣”，因为主席的“痣”是人民心中的一个标志，毛泽东青年时期确切时间的照片是没有的。所以隐隐约约有一些，不要太明显，太明显会缺少真实感。痣不是瞬间长出来，需要一段时间，这个时间怎么来把握，就看黎院长、专家们怎么来考虑和艺术加工。
      白澜生：应该做到就算没有痣，看上去也是毛泽东。主要是形像，再看痣，觉得很真实。
      景育民：这点我特别的赞同，就算没有痣的时候，也能看出是毛泽东。不能说有痣就是毛泽东，没痣就不像毛泽东，靠痣来强化他。